上图：任继愈近影

任继愈，1916年生，山东平原人。193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被委任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后任该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1985年任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兼宗教所名誉所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

现任国图名誉馆长。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

任继愈：哲学性格淡泊人

见到任继愈先生已经不知多少回了，多数是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重大活动上。作为馆长，他都会欣然发表一番讲话，而我只是默默地听着，远远地注视着这位在众人包围之中的尊敬的长者。第一次与先生面对面地交流是4月14日，先生从国图馆长的任上退下已近1个月。
　　哲学的性格在于寻根问底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与先生同进哲学系的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任继愈缘何喜欢研究哲学？因为他遇事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哲学的性格恰恰在于寻根问底，探究“人活着为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
　　任继愈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著称，而当初他的兴趣在于西方哲学史，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长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那一年，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决定南迁，任继愈随校南移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任继愈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一路上风餐露宿，辛苦自不待言。“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这样写道，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他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我现在经常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那段时光。”任继愈说。当时学校条件虽差，但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课余经常举办一些学术讲座，任继愈有时间就去听。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与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任继愈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毛泽东启发他研究宗教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的研究。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驳倒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即宗教”的观点，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宗教不如哲学那么彻底，宗教的寿命比国家长，哲学的寿命比宗教长。
　　无名无利整理古籍
　　古籍整理是先生近年来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件事。由他任主编的107册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才陆续出齐。
　　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像《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赵城金藏》，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保存得很好，读者看不到，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就能用了。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先生多年来孜孜以求，专注于这一项“造福后人”的事业，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
　　“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一个地方给1000元工资，另一个地方给1500元，他就去给1500元的地方，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先生最后感慨道：“有的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如果大家都这样对于集体只讲索取，不讲回报，或者索取得多回报得少，集体就没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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