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的借重与突破——论长篇小说《雪葬》

文/程金城（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发表于2003-12-18《文学报》第1462期《双周论谭》）

    近年来，西部（甘肃）小说创作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不少作品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的成功经验之一，正是借重地域性有超越了地域性。长篇小说《雪葬》（范文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可以作为例证和个案。

   “雪葬”书名的命名有特殊的寓意，这与作品的立意相关。

    与入土为安的土葬相比，与面向苍穹的天葬相比，与投入自然怀抱的海葬相比，与让灵魂在烈火中永生的火葬相比，闻所未闻的“雪葬”使我们纳闷，“雪葬”是一种什么丧葬礼俗？ 对此，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正面解释，只交待了葬礼是在大雪天进行的。不过可以肯定，雪葬不是作品所描写的赵家营和柳沟河的丧葬礼俗，或者说，这本就是一个无从考证也无须较真的葬仪。但我仍相信，作品的这一命名是有特殊寓意的，而寓意产生于联想。“雪葬”使我们想到雪里埋死人的隐喻，想到气氛的肃杀严酷，想到“清白”，想到所谓苍天有眼的天道观念或者死者的不白之冤……

    一个在落后农村长大、在畸形时期备受精神创伤和挫折的“二百五”，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会有怎样的欲求、希望和情感？答案是，他会自暴自弃，但并未泯灭朴素的理想，甚至还潜藏报复的心理，而他的生活环境和时代提供的条件使他有机会把这种心理情绪变为试图改变自己处境的现实追求，心里隐病成为他日后出人头地的驱动力。

    一个源于解决基本的人生需要而倒插门的男人在新的环境中会有什么作为？答案是，他有遗憾和不甘，也有新的欲望和面临多种可能，一有机会，他会加倍寻求补偿，包括心理和生理的满足。这是他进取的依据之一，也是为悲剧埋下的伏笔之一。

    一个离开了自己家族及其文化传统的后生，在道德约束稍微松驰而新的诱惑不断刺激的境遇中会有怎样的表现？答案是，他仍会保留基本的文化心理，会顾及自己的家族舆论，也有光宗耀祖的意识。但他也比较容易获得精神解放，接受新事物，试图开辟人生的新景观。当时代为他提供条件、偶然的机遇把他推向变革的舞台时 ，会凭自己感觉和良心为人处事。这是他身上常常呈现新旧混杂的矛盾状态的文化原因。

    一个由时代大潮推上改革舞台的农民在与官员和商人打交道中会有怎样的遭遇和命运结局？答案是，由于外在因素造就的“当代英雄”，也会被外在的力量所左右；一个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也会被所谓的改革所击倒。

    小说所形象的解释上述问题，显示着作者对特定地域题材的处理向度不是在追求地方性，而是利用地域性题材资源思考普遍社会和人性问题。他告诉人们，赵天佑，正是似乎由于“苍天”的保佑，出乎人们预料的成为当地的一个出场“人物”，成为赵家营家族中的一个当代英雄。然而，“右派爷”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和活着的“大槐树”；不时出现并不断告诫着不谙世事、不知深浅的这位赵家的“英雄”：不要得意忘形，显赫中有卑微，成功中有危机，人们以复杂的心情拭目以待。最终，人们看到赵天佑的悲剧，他自杀了。悲剧的发生突然且方式极端，但似乎并不出人们所料。这符合作品所表现的生活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他的自杀的方式是简单的，但他的自杀包含很多的意味，他的悲剧是个人的特定悲剧，也是西部农民的悲剧。在别处，也许他不会死，但是在西部的云水市，在偏僻的柳沟河，作为赵家营的子孙，他必然会死。 他的死又有普遍性，而且异常深刻和发人深省。赵天佑的悲剧不应该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暂时不能够实现之间的冲突引起的悲剧，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本来能够实现而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现实悲剧，是喜剧时代的人生悲剧，这种悲剧包含着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各种因素。当追溯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时，我们看到了大时代的复杂性，喜剧时代的矛盾性。通过经营药材致富又由于各种矛盾最终失败这件事告诉人们，改革的大潮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淹没一个人，时势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毁掉好人。赵天佑是“自杀”，也是“被害”。历史呼唤改革，人民希望改革，出路唯有改革，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和悲剧的深刻性也在于，借改革之名而毁掉改革是最可怕的，是改革的大敌。改革也会被利用，被歪曲，多少好事借改革之名变成坏事，多少坏人借改革之名为所欲为。这里提出的问题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政治文明已越来越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改革的要害已不再是理论上空洞的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代表谁的利益，为了什么去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任何改革都有可能变成权利的再争夺和利益的再分配，喜剧时代上演悲剧就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是对改革问题的思考。赵天佑命运的大起大落，是时代条件、社会环境、经济活动中的矛盾、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一个中国农民的结果。从作者表现出的敏锐性和深刻性来说，他思考的不是某些特殊地区的特殊问题，而是普遍问题。

    从这个层面说，《雪葬》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反映改革的力作。小说对于赵天佑性格的描写，并没有落入描写农民改革家的理念模式，没有简单化、观念化、和公式化，而是切入人性的层面，给予展露人性和内心世界的机会和空间，表现主人公的欲望和由欲望所驱使的行动。比如，作品写赵天佑作为一个男人与几个女人的纠葛就颇有章法。从小时候在农村工棚的麦草铺上接受充满刺激的“性教育”开始，到结婚成家后与梅梅的偷情，再到在广东的舞会上小姐给予他的“启发”，最后他大胆放肆地“耍”副市长的小姨子，这过程是他的欲望一步步被刺激，而道德意识一次次被漠视，感性体验一次次被强化，而理性约束一次次被击溃的过程。他的情欲与他的权利和物质基础的发展成正比。他的悲剧结局与欲望的无节制有直接的关系。作品的这种描写，不是道德说教，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从这个层面看，这部小说又带有对人性探索的性质，是一部揭示商品经济时代人性与天理、利益与道德冲突的小说。这些构思和艺术表现，都是借助于地域性而突破地域性局限的表现。

    相关链接：高  平  《雪葬》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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