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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轨迹纵横捭阖，其中总是有一种粗砺的声音绵绵不绝地延伸，形成一个个阅读热点。这就是那些被冠以“反腐败文学”、“新官场小说”的一大批作品，其中有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中国制造》、王跃文的《国画》等等。对这些作品的思想深度、历史含量的评价见仁见智，毁誉悬殊，当属多元社会的自然现象。然而，有一种意见似乎形成了文学界的定评：此类作品内容大于形式，艺术上缺乏审美性，其吸引力仅仅在于其纪实性。倘若真的如此，这种文学断然不会长久，因为纪实性并非文学的强项，如今媒体遍地开花，文学的触角远远比不上新闻的鼻子。然而，这类作品却在文学市场上大获成功，不但书很畅销，很大一部分还被改编成电视剧。最近张平新推出了长篇小说《国家干部》，为这类文学创作又添了一把火。此类文学的热度持续不减，从文学的角度看确实有些“意外”。
写实性文学所获得的热烈反响不是偶然的。它拨动的是当前社会生活最敏锐、最激越的那根弦。它凝聚的历史内容，屡屡使人拍案而起
。文学的出乎意料之处，往往最能体现历史的抉择。写实性文学的效应，与当前文艺界其他话题式的“轰动效应”有截然不同的来龙去脉。从根本上说，我们目前的社会转型，是从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的攀升，是乡村社会向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跃迁。这是一个宏大而粗糙的过程，人的认知结构、生存理念、发展环境都在剧烈变化，个体随时感受到时代的震荡。欧美历史上都曾经历过这样艰涩的过渡时期，也因此催生过一大批纪实性文学经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出现的“非虚构小说”（也称“新新闻主义”）的创作浪潮，就是鲜明的例证。例如小说家特鲁曼·卡波特一九六五年发表的《蓄意》，细致地解剖了发生于一九五九年的一件轰动美国的黑人杀人案，从中剥析出黑人青年成长中的一系列家庭、社会危机，将杀人者心中的创伤呈现于世。卡波特本人为了写这本不厚的书，花了六年时间深入调查案件细节，与罪犯多次长谈，到实地搜集资料，历经艰辛。卡波特认为自己并非充当记者写“新闻”，而是开创了一种“非虚构小说”。《蓄意》之后，很多小说家们投入了“写实”浪潮。如约翰·萨克随同军队深入越南战场，写出了一部反映越战情景的书《M》，被人称为“非虚构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非虚构小说”的大量出现，自然是作家们努力“记者化”的结果，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动荡性、冲突性的文学体现。以美国而论，“新新闻”与“非虚构小说”均是六十年代社会激烈冲突的产物。当时美国的黑人运动、妇女运动、政坛风云、性自由、嬉皮士、越南战争、暴力事件扭成一团，社会处于空前的错乱与亢奋之中。美国人对此的精神准备严重不足，人们迫切希望重新了解生活，看清周围的世界。卡波特等作家的“非虚构小说”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要求，这无形中增加了“非虚构小说”的号召力。
美国“非虚构小说”的历史经验说明，文学的翅膀没有绝对的审美性，它总是随物赋形，沾满时代的风尘。某种文学体裁的消长盈缩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艰难的攻坚阶段，各阶层、各文化板块、各利益人群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冲撞。这需要每个人都对周围的生活世界有全景化的观察，在更广的视角上揭示个体的、局部的生存，获得更深广的历史体验。类似于美国“非虚构小说”的写实性文学，正适应于目前社会的这种历史性需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我们的文学不正视这个最广大的历史现实，那将是当代文学不可宽恕的沉沦。当代中国正发生着的历史性变化，在中国文学面前展现了最独特、最珍贵的创作资源。深入到这个历史的中心地带，文学之笔不但没有边缘化的忧虑，反而会将我们的文学带入前无古人的崭新境界，焕发出巨大的文化生机。意识到这一点，写实性文学的热烈反响就不是偶然的了。它拨动的是当前社会生活最敏锐、最激越的那根弦。它凝聚的历史内容，屡屡使人拍案而起。从这个历史化的视角上看，《国家干部》等作品实际上有着紧迫而及时的“破题”效应，它展现的社会图景，必将使生活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人们为之惊愕，为之刺痛，为之沉思。
写实性文学目前的本质性问题并不是审美形式的缺陷，而是写实宽度的不足。其中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观察的视野过于城市化
写实性文学目前的本质性问题并不是审美形式的缺陷，而是写实宽度的不足。其中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观察的视野过于城市化，弱化了乡村写实文学的声音。从当代文学的发展角度评价，农村是中国文学最广大的土壤，但是我们并没有给世界奉献出最高水平的乡村文学。尤其是在乡村长篇小说这个最有代表性的领域，中国在世界文学中的声音还很微弱。比照福克纳对美国南方庄园经济的崩溃及其精神裂变的深刻描述、南美“爆炸文学”对乡土生活全面危机的展示，我们的文学在对乡村与乡民生存的历史性关注上还有待深化。中国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农业文明，有最大的农民群体，承担了人类最宽广的乡村生活。但我们为什么没有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乡村文学？原因在于中国作家面对乡村的体验世界与想象世界始终处于对立或分离的状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为代表的一代乡村作家长期生活于农村，与农民息息相关，不乏丰沛的乡村生活经验，但他们的想象世界被统一规格的“阶级斗争”模式所束缚，不得不用乌托邦化的“想象”对自己的“体验”进行政治化的重新编码，使乡村小说沦为政治教化的工具。八十年代之后，曾经出现过“体验”与“想象”的历史性交汇，出现了《平凡的世界》这样具有沉郁的乡土精神的力作。但好景不长，中国作家生活状态的急速城市化，使大量的主力作家离开了乡村体验，只能在“追忆”性的惘然中倚赖想象去描述乡村。可以统计一下，有多少乡村小说是在农村的土壤上创作出来的？离开了真切的体验世界，想象必然遇到强大的阻力，作品的叙事元素不可避免避重就轻地趋向于“乡村历史题材”，虚构出很多将乡村再野蛮化或再封建化的“乡村小说”。面对此情此景，文学多么迫切地需要“写实性”的洗礼，使文学的想象世界扎扎实实地回到粗糙不平的体验世界中来，让两者从这个最简单的文学起点上重新结合，创造我们文学的痛苦与辉煌。而现在的写实性文学，大部分展开于官场、商场、情场的城市氛围中，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写实性文学的当务之急并非学者化，而是记者化。需要作家到现场去，到事件中去，到人的呼吸中去。一句话：到风雨交加的历史进程中去，在行动中思考
写实性文学的进一步拓展，有赖于投身于此的作家本身的“记者化”转型。文学界一次又一次谈论过我们缺少“学者型”作家的遗憾，然而“学者化”对于写实性文学来说并不是提升文学品格的关键环节。从世界文学范围来看，固然有美国索尔·贝洛这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教授小说家，但写实性作家还是应当定位于社会历史的实践者。不介入多层次的社会生活，不承担大众生存的甜酸苦乐，不跋涉于历史的重重困境，写实性文学的表象可能跌宕起伏，但其内核必然是枯萎的，其思索也必然是虚拟的。因此，写实性文学的当务之急并非学者化，而是记者化，需要作家到现场去，到事件中去，到人的呼吸中去。一句话：到风雨交加的历史进程中去，到行动中去思考。从文学的道义上看，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策略，更是一种文学伦理！
写实性文学要实现“记者化”决非易事，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有两种不容忽视的趋势：第一是“隐士化”。当下的隐士化不是徜徉于青山绿水，而是在丰富的叙事技术和文本试验的掩护下畅游于语言丛林。在大众文化浩浩荡荡的时代，这作为一种战术性选择，对文学艺术的自我保护与自我确认有着积极的美学价值。但不能忘记的是，这是一把双刃剑，也很容易催生作家的贵族化情感，消解文学的历史参与度和批判性，使文学游走于形式的交叉小径中，变成自娱自乐的语言游戏，与历史生活发生断裂。我们的很多新方法新理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不可不提的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形式创新千变万化，新方法层出不穷，但追根溯源，哪一种形式创新与其产生的时代没有深层的文化共鸣？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不可谓不奇，但《百年孤独》等作品的核心价值还是落定在它的史诗性内涵上。后现代主义的诸种流派不可谓不怪，但其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状态的呈现实属必然。第二是市场化，资本的力量操控着文学的走向，使一些文学家失去了自主的脚步。这类文学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城市文化工业的定单，只能将空洞的俊男靓女故事或故弄玄虚的黑幕公案翻来覆去地重讲。文学的市场化甚至已经开始在革命历史题材中寻找商机，将大量的非常男女情趣掺入传统的革命故事中，改造成更“好看”的影视产品，或者干脆颠覆为娱乐性的言情之作。隐士化和市场化本身都不是灾难，都有其合理的社会存在空间。但它们一旦膨胀为一种流行，遮蔽了记者化的视野，那就会造成文学的失重，让文学失去了核心层。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将导致文学失去历史，历史也失去文学。因此，对于文学界来说，我国的写实性文学正在与最好的黄金时期相遇，能否实现写实文学的深化，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人格力量和价值取向。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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